英国“反中论”升级，中国学生、牛津大学、CBBC等中枪！
英国有关中国“威胁论”“脱钩论”“阴谋论”的火力攻击不断升级，似乎要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领域进行一番彻底的扫荡。
在新一轮“反中论”下“中枪”的是参与了两国人文交流的英国高校和知名民间组织。
曰，中国买通英国高校，为中国商人授予名誉头衔，实则通过资本控制英国高校言论自由；
曰，旨在促进两国交流的英国机构，48家集团俱乐部、英中贸易协会（CBBC）等，都是中国的“傀儡”，向英国“渗透”中国影响力，而且，英国人民的2500万英镑税款流向了“英中贸易协会”这个亲中商业组织；
曰，孔子学院并非仅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政府在海外的“延伸”，别有用心；
曰，西方大学应小心谨慎，把中国学生减少到不损害其自主权的范围，不鼓励与中国大学合作，并且要关闭孔子学院。
……
这些“反中论”，部分是因为英国为了脱欧后贸易协定等国家利益追随美国，部分是出于在脱欧后用“树敌”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另外，还有一些政客想借机搞事“出众”。
敌意累积，舆论攻击升级，会对中英经贸人文往来等产生什么影响？
“反中论”还会继续升级吗？如果是，会如何升级？
01
从“双赢”，到冷眼相待
《卫报》8月份的一篇文章称，去年5月，在上海，牛津大学领导力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艾伦·哈德森授予了中国香港商人陈经纬“牛津大学一带一路院士”头衔。包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在内的许多嘉宾出席了仪式，场面宏大。
授予荣誉头衔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头顶“某某大学名誉学位”光环，这“某某大学”中不乏牛津、剑桥等英国最为知名的学府。
那么，《卫报》为什么突然翻出陈经纬的旧账？
其实，他的荣誉头衔叫Belt and Road Academician，而牛津各学院的院士叫Fellow，显然是两码事。
《卫报》也承认，这个头衔“毫无意义”，但又说，有种倾向令人警惕：中国正将其影响力施加于英国的高校身上。
如果这不是上纲上线，那么什么才是上纲上线？
而且，《卫报》介绍说，陈经纬是中国议会咨询机构的成员，还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家商界机构的副主席。用的是现在时。这就不严谨了。
“国际范Plus”发现，陈经纬确实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但已经分别在2018年和2017年换届时卸任了。
英国媒体认为，近年来，一些中国商人被英国高校授予名誉学位，这些商人便会以“校友”等名义为学校捐款，看似“双赢”。
那么，陈经纬捐款了吗？牛津官方没有回复《卫报》的询问。已在去年退休的哈德森则透露，是讨论过捐款的事，但据他所知，应该还没有捐。
此外，一位业内人士向“国际范Plus”透露，近年来，包括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许多投资者以英国著名高校的名义，开设为期一到两周的“培训班”。
这些培训班价格令人咋舌，有的高达10万英镑，但颇受一些成功企业家的青睐，因为课程结束后可获得这些高校颁发的“学位证书”，进入名校友圈。
中国和英美一些高校联合开办商学院、金融班等形式的课程也屡见不鲜。
高校这样做，无疑是为了挣钱或者出名。企业家们缴纳高昂的学费“镀金”，甚至还会捐款。为政界商界甚至演艺界的知名人物颁发名誉学位，还有助于英国高校在中国建立更好的声誉，打开市场。
李嘉诚早在2001年就被剑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2011年，张曼玉获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张曼玉在爱丁堡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
但如今，随着局势变化，这种操作不受待见了。
英国反华派议员、保守党“中国研究小组”联合创始人尼尔·奥布莱恩警告，中国为英国许多大学投资并提供经费，但英国大学在向中国“筹款”时需要“更加谨慎”，因为中国在通过这种方式，向英国高校渗透其影响力。
一些英国高校也在拿名誉学位做文章。
去年，香港议员何君尧因发表爱国爱港言论，被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剥夺了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也反复声称要“褫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名誉院士头衔，今年8月，她主动退回了这个名衔。
02
中国影响力在“入侵”？
荣誉头衔、名誉学位的授受，本是你情我愿，不足为奇，为什么一下子上升到“影响力”和“国家安全”的高度？
这与近来英国“反中”言论大行其道不无关系。一切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有些人都往阴谋论的方向解读。
这些年，中英人文交流不断增多。英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数量逐年上升，中国学生的学费构成了许多英国高校的重要经费来源。
然而，在“反华”这个“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这些交流和互动在英国某些人的眼中，就变成了中国的“渗透”，甚至是“侵犯学术自由”。
这种风向，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卫报》去年就曾有一篇文章称，根据右翼智库“前进”（Onward）提供的数字，英国高校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增长：
2018-19年度，英国有超过12万名中国大陆学生，这个数字在5年里增长了34%，而且是2006-07年度的3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数量是来自英格兰东北部学生数量的两倍以上。
2018-19年度，中国学生缴纳的学费为21亿英镑，占英国高校总收入的10%以上。在利物浦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等高校，中国学生提供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学费收入。
《卫报》还指出，利物浦大学和诺丁汉大学都在中国设有分校，剑桥大学一个音译为“崇华”的组织接受了中国一个有背景的家族控制的慈善机构的370万英镑资助。此外，至少有10个英国大学实验室依赖中国国防企业的大量投资。2018年，由中英科研人员共同撰写的论文有14763篇之多，其中部分课题“由华为提供资金”。
不久前，《纽约时报》也报道，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接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20万英镑和来自华为的15.5万英镑“捐款”。
据称，这些捐款遭到了学生的抵制。该学院的学生会在一封信中指责学校没有做到“财务透明”，称这样做“将永远受到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影响力的威胁”。
英国《旁观者》杂志8月的一篇文章称，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拒绝评论该校耶稣学院“中国中心”和中国的关系。
文章还提到了由腾讯创始人陈一丹发起的“一丹奖”欧洲会议。该会议今年由耶稣学院承办，杜思齐在会上称，剑桥大学应加强和一丹奖的联系。
文章于是质问：“耶稣学院拿了多少钱？”
去年底，英国议会下院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对英国高校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报告认为，英国高校有超过10万名中国学生，但英国对于中国影响力的关切，远低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所做的。中国影响了英国高校的学术自由，就连在英国联络互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也被描述为中国驻英使馆监视学生的“眼线”。
03
传播中国文化变成“政治宣传”
按照英国媒体划出的套路，中国从“送钱”到“送人”，步步为营地将影响力植根在英国高校。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则撰文称，西方大学未能对中国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如今与中国接触是出于“对货币纯粹的、疯狂的渴望”。但如有不慎，就可能遭到中国的反噬。
文章谈到，2004年，中国向西方国家发出了邀请：如果其高校愿意开设一个研究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学习中心，那么中国将全额买单。这个“学习中心”，指的就是孔子学院。
不过，在《外交政策》眼里，孔子学院大大超出了学习中心的范畴，而是要通过资金输入来逐步影响西方院校。
英国广播公司2019年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坚称孔子学院是中国与世界“增进友谊的桥梁”，但一些批评者认为它们是中国“以教学为幌子进行政治宣传，干扰校园言论自由甚至监视学生的一种方式”。
人权观察组织在2019年关于中国的报告中称，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延伸”。
正是在这类思想指引下，美国国务院8月宣布，把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列为外交使团，认为这是中国进行对外政治宣传的工具。
《外交政策》甚至建议，西方大学应小心谨慎，把中国学生减少到不损害其自主权的范围，不鼓励与中国大学合作，并且要关闭孔子学院。
但事实上，多年来，西方高校也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向世界各地的学生介绍西方价值观，同时创造了可观的收入。为什么他们的举动就是促进文化交流和国际化，而中国推广汉语和文化就变成了“政治宣传”呢？
04
捕风捉影，没有下限
澳大利亚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参与撰写的新书《隐匿的手》（Hidden Hand）不久前在英国上市，英媒对书中的内容大加报道。
书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抗战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手段，培养广泛的“触角”来攻占“西方权力中心”。
这并不是汉密尔顿第一次“揭露”中国的“野心”。2018年，他出版了《无声的入侵：中国如何把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一书。
《隐匿的手》也是如法炮制，只不过主角扩大到了英国等一干西方国家。
书中谈到，中国培植了诸如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的“友谊俱乐部”，还为美国的智囊团筹措资金，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调整世界的方向”。
这本书之所以颇受关注，正因它契合了英国如今“恐中”“反中”的论调。
如今，英国舆论正在没有下限地用“捕风捉影”“偷换概念”等方式，将这个曾雄霸世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塑造成一个被中国捆绑的“待宰羔羊”。
比如，《泰晤士报》最近就报道说，过去的一年中，英国纳税人多达2500万英镑的税款流向了一个名为“英中贸易协会”的亲中商业组织。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该组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推动中英贸易。2019年，中英贸易额达86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些如同润滑剂一样的民间组织功不可没。
又例如，《每日邮报》声称，英国一年之内就给中国送去了7100万英镑援助，而中国经济总量比英国多5倍。
但实际情况是，英国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的确为支持中国的减贫、教育、环保等事业提供了1600多万镑；此外5000多万镑并非无偿援助。《每日邮报》靠偷换概念算出的糊涂账，真是一言难尽。
而且，《每日邮报》显然在暗示中国比英国富裕，但，只比较GDP总量，而不谈人均，这不是耍流氓吗？是在欺负读者没文化吗？
虽是假消息，但其中透露出的恐惧和焦虑却是赤裸裸的。
05
谈中色变的文化根源
这样的局面，也让人想起，不久前，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是如何驳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
佩洛西声称，以华为为首的中国公司用“数字专制”来“报复”“威胁”其他国家。
傅莹反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引入了各种西方技术，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受到这些技术的威胁。在您看来，西方民主制度真的如此脆弱，区区一家中国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
我们不妨也用同样的逻辑来问一问英国一些人：
如果，有着八九百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可以被中国资本轻易地征服，那么，英国赖以标榜于世的英式教育体系和高校系统，是不是太不堪一击了？
如果，诸如48家集团俱乐部、英中贸易协会这样的组织能向英国政界渗透中国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最早开创议会制度与责任内阁制的国家，英国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这“民主”“先进”的政治体制了？
牛津大学
实际上，正是英国舆论自身强化了敌意感，坑了这些英国高校。本是两厢情愿的合作或曰交易，无奈被政治所累，卷入了“谈中色变”的旋涡，于是摆出一副无辜的受害者姿态。除了用“又当又立”来形容，恐怕无法找到更好的解释。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五眼联盟”应进一步合作，以消除中国的影响力。右翼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外交政策智囊团传播总监山姆·阿姆斯特朗说，英国对中国依赖严重，因此必须寻求盟友的援助，才能解决来自中国的挑战和潜在威胁。
近年来，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乘着贸易全球化的大潮与西方世界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和人文联系。但中国始终没有与西方国家站在同一阵营，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站过去。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求同存异的中庸之道，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但在西方文化中，始终要有一个假想敌，才能激发内部斗志，解决内部矛盾，正如灭霸让复仇者联盟团结了起来。在现实中，这个假想敌最初是苏联，现在是中国。
从这种逻辑来看，“谈中色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中国的实力能与西方国家抗衡，又没有出现新的假想敌之前，这一思潮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相信双方都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想“镀金”获得外国名誉学术头衔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避免惹火烧身啊？
文丨国际范Plus撰稿人 孙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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